来源:圆方你怎么看啊
01
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,收到一位小伙伴的连线,他问:
“圆方,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,特别想出去玩,但是又总感觉不应该这样。而真出去了,又感觉心里有事,工作还有进步的空间,很多事情也要处理,玩的也不开心……”
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,是属于哪个情况?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许许多多中国人一直不敢玩,不会玩,甚至不想玩。
和我们看许多国外的情况不一样,似乎感觉许多外国人都特别会玩,特别能玩,特别敢玩。
而大多数中国人似乎被困在了一种情绪的框架里,一方面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,一方面又感觉缓解这种压力是不合时宜的。
这是为什么呢?
02
首先,这种“不敢玩”的基因,或许在我们童年时就已被悄悄植入。
回想一下,小时候当我们捧着玩具兴致正浓时,耳边是否总响起这样的声音:“作业写完了吗就玩?”“就知道玩,你看隔壁家孩子又在做题”。
玩,从来不被视为成长中理直气壮的一部分,而是被异化成“努力学习的奖励”——必须用“表现好”来兑换,且随时可能因成绩单上的一个数字而被收回。
久而久之,我们内化了一种认知:纯粹的快乐是可疑的,沉溺玩耍等同于“不务正业”。玩耍的正当性,在童年就被悄悄剥夺了。而当我们步入社会,这种对“玩”的羞耻感非但没有消散,反而被成年人的身份进一步强化。
一个成年人若直言“我要去玩了”,往往需要一层“有用”的外衣来包装。
爬山得叫“户外锻炼”,聚餐得称“资源整合”,就连旅行也常要赋予“开阔眼界”的意义。
仿佛纯粹的愉悦不值一提,唯有将其嫁接在“健康”“人脉”“自我提升”等功利价值上,玩乐才显得名正言顺。
我们偷偷摸摸地享受闲暇,就像在完成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。更值得深思的是,整个社会对“玩”的产业也常抱持着若即若离的审视态度。
游戏行业总被贴上“精神鸦片”的标签,娱乐消费屡屡面临“防止过度”的政策调控,就连新兴的剧本杀、露营热潮,也常在整顿与鼓励的夹缝中生长。
当一个社会对“玩”的产业投以警惕的目光时,无形中便传递出某种信号:追求快乐是需要被约束的,纯粹的娱乐是危险的。
于是,我们一代代人就这样背负着“不该玩”的道德枷锁,在渴望放松与恐惧虚度的矛盾中反复撕扯。
我们似乎总在等待一个“更有资格玩乐”的未来,却不知那份理直气壮享受快乐的能力,早已在漫长的规训中悄然消失。
03
这层层束缚所结出的苦果,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沉重。于个人而言,当“不敢玩”成为习惯,我们逐渐丧失了与内心真实快乐连接的能力。
生活被简化成任务清单,精神如紧绷的弦,创造力在“有用”的牢笼里日渐枯竭。最终,不是工作压垮了我们,而是这种无法松弛、耻于享乐的内心秩序,让焦虑如影随形,让生命体验变得单一而贫瘠。在家庭层面,这种对“玩”的集体无意识,让家庭空间也异化为延伸的“功绩社会”。
亲子关系围绕着成绩与前途打转,缺乏纯粹快乐的滋养;夫妻相处被实用主义主导,共同爱好在柴米油盐中消磨。
家,本应是休憩的港湾,却可能因不会“玩”而失去了最生动的烟火气,变成了第二个“职场”。放眼社会,一个普遍“不想玩”的群体,必然会削弱社会的活力与韧性。
它压抑了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生长,也钝化了整个民族感受幸福、创造惊喜的敏感度。
当每个细胞都习惯于紧绷,整个社会肌体便难以在高速运转后获得真正的修复,也失去了那些在非功利性探索中可能迸发的创新火花。
我们驯服了玩的天性,却也可能因此,失去了平衡沉重生活的唯一砝码。
04
那么,我们该如何打破这沉重的枷锁,寻回那份理直气壮的快乐?
圆方觉得,答案或许在于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为“玩”正名,主动进行一场价值重构。
我们这一代中国人,或许要清晰地认识到,玩乐并非人生的偏差,而是生命不可或缺的维度。
它不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而存在的充电器,其本身就是目的。
不妨从微小的“叛逆”开始:
允许自己无所事事地散步,理直气壮地看一场无用的电影,或在周末彻底屏蔽工作消息。
在家庭中,创造“共同虚度光阴”的快乐记忆
在社会层面,则需逐步营造更为宽松的氛围,让追求快乐不再是需要辩解的事情。
更重要的是,让玩乐回归其纯粹的本质,不必非要赋予它“锻炼”或“学习”的意义。
或许,真正最需要打破的,不是玩耍的时机,而是那个深植于心底的、认为“快乐有罪”的沉重框架。
重新学会玩耍,或许正是这个时代,我们所能进行的最深刻、也最迫切的自我拯救。
最后的最后,圆方希望所有小伙伴们都能够敢于去玩,学会去玩,享受去玩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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